病态的时代与人格 ——读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合上书，一向以为自己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写东西从来不打草稿的我踟蹰了，有一丝犹豫，或是忧虑吧，也可以说是恐惧。不敢下笔，只担心不经意间的指尖一抖会叫人看穿我苦苦掩藏的东西，苦心经营的神秘之地，连自己也不敢靠近的内心的圣土。我讨厌被人了解，取而代之的是选择性的向别人敞开内心以彰显我的真诚，借以求得他人的好感。我不知道我何以渴求一切的关注又如此辛勉悉心的守护着内心的秘密。也许正如她说的那样，我是一个神经症。
其实这没什么，毕竟，谁不是这样呢，也许我们都有病吧。不过这样的话，这也不算得什么病了，况且霍妮也从来没说神经症是一种病。霍妮自己就是神经症，而且她从来没想过要改变，她可以为别人疗伤，但是她自己内心的疤痕却从来没有愈合。若不是这样，她又怎能体会到神经症者如此细微的内心波澜？“我不应阅读任何东西，我只需阅读自己。因为我只有一半活着；另一半则在观察，批评，它只知道嘲讽。”这就是霍妮个性的宣言。
翻开霍妮的传记，对照着她所描述的神经症人格，你会发现每一个条目竟然都搭配的严丝合缝。压抑的童年、抑郁的倾向、混乱的私生活、对爱的病态饥渴、学术上的专制，以及在她的领导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焦虑、不安全、争论不休、人人自危”的分裂和紧张的气氛。“她难以与任何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除非这样做有利于达到她的目的”“她是个难以相处、冥顽不化、不讨人喜欢的人”“她时常伤害别人的感情却没有察觉”。尽管如此，她说：“没有人可以宣判我的不道德——然而我可以在自己的谎言中淹死。”或许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表达出霍妮所有的心意：“我把手指按在嘴唇上保持沉默、沉默、沉默。陌生人对我们算的了什么，值得我们将内心向他们开放？”霍妮的一生都为这样的不安全感、敌意和焦虑所困扰。
霍妮的思想发端于弗洛伊德，而且我觉得她最完整的继承了弗氏的衣钵，也以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为精神分析做了最精彩的补充和更正——尽管她公开的与弗洛伊德决裂并为“正统”的精神分析学派所不齿。当然，对于一切精神分析的理论而言，过于依赖于使用者的主观的解读是其永远难以弥补的硬伤。
弗洛伊德最核心的思想，不是性欲，不是力比多，也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个体的欲望与社会的种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不可调和，以至于使他陷入到深深的绝望之中，
为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不得不牢牢锁紧内心的罪恶，而这种潜意识的压抑必然导致的就是各种病态人格的泛滥。霍妮完整的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框架，并且详细的论证了社会文化给个体所带来的焦虑才是导致神经症的根源。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不同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霍妮和弗洛伊德的动力系统实际上是不一致的。在弗洛伊德那里，能量的来源是力比多，是欲望，是一种实体。而在霍妮这里，能量的来源已经变成了焦虑，内心不平衡的状态，是一种矛盾关系，是场。心理学中的动力观是分为两种的，早期的如弗洛伊德、麦独孤等，其动力观受牛顿构建起来的世界观影响较大，无论是本能也好、欲望也好、本我也好、潜意识也好，能量的来源是有施力者的。发展到后来，自勒温的场论始，心理学家普遍的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那就是人的动力来源于人与其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自身的不协调以及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促使人做出改变。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告诉了人们自身的不协调如何影响到人的认知与决策。而霍妮的文化精神分析学说则告诉人们，人与社会的不协调是如何逐渐的改变个体的人格。
霍妮所提的神经症并非就是指神经病，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官能症。在她看来，神经症是一种病态的敏感的严重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心理紊乱。用她的话来说：“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
其中情境性的神经症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应激反应，是针对特定的困难情境难以适应而产生了不当的行为反应，会随着情境的消失而消失。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非人格神经症了，这是一种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的性格紊乱，是患者为了逃避内心冲突所建立起来的性格壁垒。这种内心冲突的来源是各种互相矛盾的防御机制，而防御机制的产生是企图减少焦虑，这种焦虑又是由个体的要求与社会要求的矛盾造成的。
在霍妮的眼中，这个社会由于竞争的压力充满了普遍的敌意，而神经症患者的敌意又是最深的。人与人之间这种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其结果乃是导致不断产生的恐惧——害怕遭到失败的恐惧以及对他人潜在敌意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因为害怕自己的敌意遭到他人的报复而增强。
神经症患者一方面渴望成功，另一方面也担心由于成功而遭到了他人的敌意，因此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之中。这种焦虑导致了他对于良好人际关系的渴求，因为社会的支持可以帮助他缓解这种焦虑。但由于他是敌意的，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不得不表现出自己善意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地怀疑着别人是否也是以一种伪装的善意来面对他，因此他对人际的要求非常敏感以至于近乎苛刻。一旦感情破裂，他就会加重自己的敌意，仇视所有的人，他可能因此以一种敌意的态度投入到竞争之中——不愿意别人得到任何的好处，哪怕自己也会因此受利。他们在竞争中，并非为了胜利而努力，而是努力的使别人失败。然而当发现自己内心这种阴暗的想法时，他们又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导致的是一种自卑感，认为我是一个坏人，我不配被人爱，我不配取得成功。他们会因此而自暴自弃，或者放弃了努力，然而看着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却又会心有不甘。接着是怨天尤人，低头乞怜，这时如果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他们又会产生一种依附的心理，理所当然的要助人者对自己负责。此时，他们仍然没能放弃敌意，把帮助自己的人摆在一个竞争者的地位上，不希望承认他们的能力，或者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而想尽办法使别人帮助自己的努力付诸流水。接着把别人无法帮助解释为别人的冷落，因此产生了更强烈的敌意，但是因为对别人的依附，又不得不压抑住内心的敌意，由此导致焦虑进一步的增加和安全感的缺失。如此纠结往复，使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任何能引他逃出这心灵困境的出路，都会将他置身于新的危险之中。
当然，以上只是大多数神经症患者恶性循环的一个模式，这里要补充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这些痛苦，并非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也希望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但是因为内心的敌意，不安全感，这种痛苦是他们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代价。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对每一个比他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平衡更坦率更自信的人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嫉妒。他们会埋怨命运的不公，甚至会仇视整个社会，因为正是这个怀着普遍敌意的社会是他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团乱麻。
他们也可以选择逃避，逃避竞争，甚至于逃避这个社会。以功课为例，一个对失败恐惧的人会通宵达旦的拼命苦读以迎接考试；而一个对竞争恐惧的人，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干，而且可能会故意引人注目的沉溺于社会活动或者其他的嗜好，抑或表现出自己的清高及不屑，以此向世人表明，他对功课完全不感兴趣。
神经症者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作为，正如之前所说，他们会对自己的作为产生羞耻感和罪恶感。为了消除这种感觉，他们常常做自我谴责，尽管如此，他们却对别人的谴责厌恶至极。他们自己可以将自己贬损的一无是处，而他人的任何一句不满都将被视为对他们自尊的冒犯以及敌意的表达。其实自我谴责往往只是被他们用来缓和内心紧张的一个手段，因为他们可以心安理得的认为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惩罚过自己了，因此我不必再为这个错误的后果负任何责任。有的人甚至可以用生病来谴责自己，从而逃避他人的谴责。比如一个因调皮而不去上学的孩子，可能会在家长要惩罚他时，突然的发烧或者生病，从而使得家长不得不放弃批评他的想法而转而对他嘘寒问暖。
对神经症表现的分析就到这里了，事实上这是整本书的核心部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出版于1937年，是霍妮的第一本主要著述。随后她的思想进一步的成熟，她又出版了《我们的内在冲突》《神经症与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挣扎》来论述自己的神经症理论。在他对神经症的分析中，摒弃了弗洛伊德所推崇的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代之以基本的敌意与对人际关系的需要所造成的矛盾导致的基本焦虑，正如之前所说，霍妮的整个理论中，推动神经症人格发展的动力是蕴含在一种关系之中的。
其实霍妮思想中潜藏的是对充满个人竞争的社会文化的一种不满。弗洛伊德也发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基本需要之间的脱节，但是在他看来，人需要把自己的不满压抑到潜意识之中，文明是必须的，因此人是恶的。在霍妮看来，人是没有错的，每个人都有着积极地建设性的力量，但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压力造成了内心的焦虑，导致了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所要做的是引导这种建设性的力量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而不是把所有的人放在竞争的大潮中听之任之。
不过，霍妮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时代的发展也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影响的。尤其是我们当下的社会越来越朝着个人竞争的方向发展，这种竞争贯穿了人的一生甚至于超越了人的一生，从拼爹到拼儿孙，我们看到的正是大多数人对于这种竞争所存在的普遍的焦虑。我们承认竞争是神经症人格养成的温床，但是是否参与竞争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我们所能做的既不是反抗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也不是消极的适应，随波逐流。我们可以寻求一种积极的竞争模式。
首先是摆正竞争的姿态，竞争必然存在挫折，不要对挫折过于敏感。要明确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强迫观念就是万事一定要追求第一，并非只有第一名才能得到竞争的奖赏。要明确自己竞争的对象，尽管努力超过他人乃是一切竞争的本质，神经症患者却过分喜欢拿自己与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人、那些和自己没有共同竞争目标的人衡量并比较。
其次是要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一味的妥协和顺从得不到真正的爱。爱和对爱的病态需求的差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感受罢了。安全感是爱的结果而并不是爱的目的。
最后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氛围，这是一种宽容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氛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人的获利并不代表我们获得了损失。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的出众而受到了他人的排斥。每一个人都可以沐浴在这种温暖之下因而敢于毫无顾忌的奋然前行。
当然，这样的社会对我们来说都还很遥远，这大概也是弗洛伊德绝望，霍妮沉默的原因吧。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也未必做得到，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带来的困境。我们生活的安全感丧失的时代，我们的神经症人格。